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，全國人大代表、金發科技董事長袁志敏在參會期間接受了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的專訪。

作為國內化工新材料龍頭金發科技的掌舵者，同時也是廣州市工商聯主席，袁志敏關注完全生物降解塑料的技術研發和推廣，也關心科技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。

今年全國兩會上，袁志敏提出的建議聚焦于知識產權保護、白色污染治理、醫用防護用品市場監管等方面。他建議，要加強國內企業處理海外知識產權糾紛的司法援助，尤其要發揮駐外使領館在保護國內企業涉外知識產權方面的作用。

對于今年元旦最嚴“限塑令”帶來的可降解塑料風口，袁志敏強調：“在限塑令下，合格的、高質量的生物降解原材料產能建設是最關鍵的環節。企業要重點提升產品研發能力、擴大產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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談白色污染治理：生物降解原材料產能建設是關鍵

2021年元旦起，史上最嚴“限塑令”正式落地實施，直轄市、省會城市的商場、超市、餐飲打包外賣服務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。這也讓可降解塑料成為了風口。

政策落地近兩個月，可降解核心原料供不應求、一個月內價格翻倍，但可降解產品價格高卻不耐用的討論也成為熱點。作為較早進入完全生物降解塑料賽道的企業，金發科技在這場討論中具有發言權。

袁志敏向記者分析道：“人們現在市場上看到降解塑料袋、吸管替代品、降解餐具上架使用，并不簡單只是一個原料替換的問題。其中包括了降解產品標準的建立、檢測機構測試能力、產品市場準入機制的建立、制品生產企業設備的大規模更新換代、原材料供應鏈的打通以及產業對市場的教育等多個方面，無數產業人在其中付出了艱辛的努力，才確保了在1月1日，商超貨架上用上了合規的降解塑料替代產品。”

他認為，因為政策催生的中國市場規模巨大，國內之前儲備的可降解塑料原料產能并不能在第一時間100%滿足市場的供應，且原料產能的建設速度要明顯慢于制品加工產能的建設速度，這也導致了原料價格上漲。

“按照我們國家2021年的技術進程來說，可降解塑料的需求量大概是40萬噸，對于中國一年消耗將近8000萬~9000萬噸的塑料總量來說，僅僅是個零頭，市場需求還不夠大。未來隨著應用場景的增加、政策的推進、市場的成熟，可降解塑料達到接近幾百萬噸甚至上千萬噸的這種需求的時候，成本才會進一步地下降，價格也會回歸理性。”袁志敏表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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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每日經濟新聞》記者注意到，從消費者反饋來看，超市生物降解袋的售價定在1～2元/個，是傳統PE塑料袋的約3~4倍，這成為了可降解塑料袋大規模推廣的阻礙。

對于這個問題，袁志敏認為，國家政策的目的是減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，“本次‘限塑令’，就是讓消費者能夠認識到，環保是有成本的。在提升意識之后，才能減少不可降解塑料袋的使用，實現白色污染治理的目標”。

袁志敏認為，在限塑過程中，政策連續性和市場執法力度對生物降解塑料袋替代普通塑料袋，幾乎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。如果市場監管不到位，則市場就會面臨“劣幣驅逐良幣”的惡性循環。

他也強調，在整個禁塑的環節中，原材料的產能建設，尤其是合格、高質量的原材料產能建設是最關鍵的，也是最難的一步。企業要重點提升產品研發能力、擴大產能。

記者了解到，金發科技將在2021年上半年再投產6萬噸PBAT（生物降解塑料聚己二酸/對苯二甲酸丁二酯）,在第四季度投產3萬噸PLA（生物降解塑料聚乳酸），將對國內限塑的執行起到有力支撐作用。

談知識產權保護：要加強國內企業海外司法援助

科技創新是引領社會發展的動力，而只有保護知識產權，才能激發創新活力。

隨著我國企業“走出去”的步伐加快，中國企業申請國際專利數量也呈上升趨勢。日前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發布的報告顯示，中國2020年國際專利申請量同比增長16.1%，達到約6.8萬件，中國申請量連續兩年居世界榜首。

在海外擴張的同時，中國企業在國外遭遇的知識產權風險也陡然增大，企業在應對知識產權糾紛時，普遍會遇到語言溝通成本、文化差異、高昂訴訟費、法律差異等障礙，且應訴成本高企，訴訟周期漫長。

對此，袁志敏提出建議：加強國內企業處理海外知識產權糾紛的司法援助，尤其發揮駐外使領館在保護國內企業涉外知識產權方面的作用。

“中國企業在遇到海外的知識產權糾紛時，能否通過中國駐外使領館的橋梁，尋找到當地的專業機構來為我們做法律服務？如果都靠每個企業自己去尋找律師團隊，我們沒辦法迅速判斷對方是否具備能力，以及愿不愿意幫中國企業。”袁志敏說道。

同時，針對行業內重點知識產權案件，袁志敏建議國家知識產權行政部門建立定期溝通渠道，與行業協會、產業聯盟或相關重點企業開展研討，多角度多渠道了解和判斷行業發展態勢，依法依規審查和裁判知識產權案件。

知識產權保護，是每個技術密集型企業的重要命題。作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，金發科技非常重視自身知識產權的積累，累計申請國內外專利2983件（截至2019年底），2020年，金發科技還成立了集團層面的知識產權辦公室。

“之所以將知識產權提高到企業發展的戰略高度，是因為我們認識到只有依靠創新和知識產權保護,才能突破企業發展面臨的瓶頸約束，才能贏得未來發展的主動權。”袁志敏向記者表示。

他認為，對于技術密集型的企業，只有加強自身高價值知識產權的培育，國家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，才能讓侵權者無處遁形，讓注重創新的企業獲得應有的回報，從而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。

談醫療用品監管：要堅決打擊不正當價格競爭行為

2020年的抗疫過程中，醫用防護用品成為了市場寵兒。金發科技憑借在改性聚丙烯的專業積累，向下游延伸，拓展熔噴布和口罩產品，切入醫療健康領域，為公司增加了新的利潤增長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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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志敏介紹稱，金發科技從2020年開始生產醫療防護類產品，從產品認證、設備投入、體系認證等環節，嚴格按照標準規范生產和銷售，產品大量出口歐盟和美國，獲得客戶的廣泛好評。

不過，在進入醫療用品賽道的過程中，金發科技也發現市場存在的一些亂象。袁志敏舉例稱：“隨著市場飽和度不斷增加，行業競爭趨于激烈。一些企業為追逐短期利益，在犧牲產品質量的基礎上不斷壓低產品價格，以次充好，以假充真，導致市場出現惡性競爭，嚴重擾亂防疫物資的市場秩序，損害正規企業的利益，妨害人民群眾的健康安全，影響中國品牌在國外的美譽度。”

對此，袁志敏提出兩點建議。

一是繼續加大防疫物資生產經營行為的監督檢查力度，嚴肅查處生產、流通、消費、出口過程中存在的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產品，以及摻雜摻假、以假充真、以次充好，生產銷售過期失效產品和“三無”產品等質量安全違法行為，切實保障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。

二是繼續加強防疫物資市場的巡查檢查，堅決打擊商標侵權、侵犯商業秘密、虛假宣傳、發布違法廣告等違法經營行為，同時加強對線上平臺促銷行為監管，打擊虛標原價、虛假折扣、打價格戰等不正當價格競爭行為。

談國家減稅降費：建議降低大灣區高端人才稅負

2020年以來,為應對疫情對企業經營帶來的不利影響,國家的減稅降費發揮了關鍵作用。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，2020年減稅降費超2.5萬億元。

對于減稅降費給企業帶來的減負效果，袁志敏深有體會：“減稅降費對企業的迅速走出困境，提供了巨大的幫助。特別是對于民營企業而言，如果沒有減稅降費，存活就會成為很大的問題。同時，減稅降費還使企業能投入更多的資金用于生產研發，保持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。減稅降費可以說是讓企業實實在在地感受到實惠。”

那么，未來如何繼續鞏固并拓展減稅繳費的成效呢？袁志敏提出了幾點建議：

“我們特別期待國家能再進一步加大減稅降費力度，比如加快簡并增值稅稅率，由三檔變二檔，工業、商貿業為一檔，服務業為一檔，有利于規范稅制公平稅負，對增值稅稅率結構進行優化，減少‘高征低扣’或者‘低征高扣’現象，可以降低不同企業適用多檔稅率引發的差距。”

此外，身處粵港澳大灣區，袁志敏十分關注大灣區的發展，尤其是高端人才引進。他建議，應擴大粵港澳大灣區個人所得稅稅收優惠范圍，將大灣區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稅負降至15%。

袁志敏表示：“降低粵港澳大灣區內高端、緊缺人才個人所得稅稅負，有助于加速粵港澳大灣區人才體系建設，為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賦能，從而帶動廣泛珠三角區域的發展。”